近代商會的前身是會館

商會組織發源于法國，商會在中國則是近代化的產物，古代并沒有這個概念，但有商會性質的組織，那就是會館，明清兩朝，商品經濟漸次發展，各地會館應運而生。

會館在某種意義上也就是商會，它是外地商賈討論商事、制訂商規、溝通感情、交流信息、洽談生意、簽訂合同、調解矛盾、整飭組織、協調關系和娛樂休閑的場所，在維護古代商業秩序、促進經濟發展、推動文化融合、倡導社會公德方面發揮過重要作用。

湖南自古以來就有到外經商、闖蕩江湖的人文傳統，各地的湖南會館很多，規模也很大，目前僅存兩處，北京的湖南會館大家都知道，曾國藩、宋教仁等湖南籍名人都在那里留下重要史跡，另一處則很多人不熟悉，那就是坐落在廣西桂林地區恭城縣的湖南會館，是中國至今保存最完整的古商廟之一，但它距湖南本土只有一百公里左右，這一直是個歷史之謎。

恭城是個只有二十多萬人口的瑤族小縣，位于海洋山深處，海洋山大家都了解，是我們湖南的母親河湘江的發源地，這個恭城縣了不起，保存了一個歷史文化奇跡，它是大陸唯一具有“文武官商”四大古廟的縣城，而且規模宏巨、保存完好。

過去文廟與武廟不能建在一起，但恭城破了這一規矩，文廟即孔廟，也叫學宮，恭城的文廟始建于明朝永樂年間，號稱嶺南第一廟；武廟即關帝廟，恭城的關帝廟興建于明代萬歷年間，與恭城文廟毗鄰而建，文武兩座古廟幾百年來相安無事，香火不絕，文為陽、武為陰，呈陰陽相合之勢，體現了文武之道一張一弛和文武雙全的民間哲學理念。

恭城的文廟、武廟建在一起，這在全國是獨一無二的，當地文人寫了一幅對聯贊美這種文化奇觀：孔夫子關夫子兩個夫子；著春秋讀春秋一部春秋。此聯絕妙，道破了為官之道、博弈之道、經商之道和從文之道的真諦，極具品鑒價值。

周渭祠是官廟，北宋時恭城出了一名監察御史叫周渭，出身進士，清明廉潔，政績卓著，做過封疆大吏，后人于明成化年間為他建了一座祠堂，老百姓稱之為官廟。

恭城的湖南會館俗稱商廟，建于清朝同治十一年，也就是1872年，這一年在中國近代史上有著重要的標簽意義，許多具有近代化性質的大事都發生在這一年，湖南會館是四大廟宇中歷史最短的，但氣勢宏偉，規模最大，其中的看臺就能坐下1000人，可見那時的湖南商人了不起，做事都是大手筆，這是中國近代化史上湖南人留下的一個重大的具有傳統文化特色與商業文化特點的建筑奇跡。

 近代商會的歷史作用

清末實行新政，隨后就有了近代意義上的商會組織。1903年清廷按照國際慣例成立了商部，排在外務部之后，位列第二，可見清政府對工商業發展的重視，當時商部非常支持商會的發展，規定商會不受地方政府節制，有很大的獨立性和自主權，不但管理企業，還興學堂、辦雜志，參與社會管理，幫助政府收稅。

中國那時是真正的小政府大社會，清末新政主要就是在政治、經濟、文化方面與國際接軌，不存在什么機構臃腫需要改革的問題，政府對商業與經濟基本上是不管的，也沒有什么政策限制，有關事務都由商會管理與協調。

但是清朝還是被推翻了，因為清政府錯過了改革的最佳時機。辛亥革命前夜，中國各地的商會達到了1000余家，這是中國資產階級成長為獨立的階級和全面成熟并登上歷史舞臺的重要標志，這些商會不但在推動中國近代民族工商業發展方面做出了極大貢獻，還是辛亥革命的依靠力量。

例如武昌起義的后勤支持主要來自漢口商會，前后提供了數百萬銀兩，解決了革命軍的給養問題，后來漢口商會也一直是湖北軍政府的財政后盾，漢口商團在籌款濟軍、支持前線、參加夏陽戰爭、戰地救護、穩定局勢、平衡社會關系、調整各階層利益格局等方面也做出了卓越貢獻。

上海商會號稱中國第一商會，是清末紳商的大本營，下轄數千人的商團武裝，廣大紳商和商團武裝直接參加了革命黨人領導的光復上海的起義，特別在穩定維護上海的工商業秩序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上海光復后，上海商會還遏制了一些激進的革命黨人和幫會勢力的軍事沖動，上海軍政府的經費也是虞洽卿等上海商會骨干贊助的。

廣州商會也左右了的廣東的光復與獨立。武昌首義成功后，兩廣總督張鳴岐按兵不動，持觀望態度，廣州商會向政府施加壓力，迫使張鳴岐宣布獨立，脫離清政府，后來廣州城里出現騷動與混亂，也是商會出面維持社會穩定與經濟秩序。

辛亥革命作為近代最具歷史進步意義的一場革命，之所以流血不多，成為一場低成本高效率的革命，主要得力于各地商會的參與、調控與斡旋。

孫中山領導辛亥革命主要依靠了三支力量，一是幫會，二是新軍，三是商會，前兩者是同盟會發動參加革命的，而商會是主動參與革命的，但這一歷史事實常常被正史所忽略。

商會對中國近代歷史的發展一直起著積極作用，南北議和時，工商業領袖人物張謇就不同意孫中山做大總統，建議他出國留學，以養人望，因為張謇認為孫中山不是治國之才，領導不了新生的中華民國，只有袁世凱才堪當此任，由于商會不支持深孫中山，南京臨時政府連工資都發不出，北伐的軍費更是沒有著落，孫中山只能讓位于袁世凱，南北最終實現和平，避免了大規模的流血，這是具有進步意義的。

宋教仁遇刺后，社會輿論一致主張懲辦兇手，召開國會化解紛爭，但孫中山執意要發動二次革命，開啟了以武力解決政治問題的先河，這意味著中國可能再次陷入內戰局面，這是不符合國家利益、民族利益以及商人利益的，所以上海、蘇州、南京等地的商會均不支持這場軍事冒險行動，上?？偵虝嵵仄涫碌耐娙珖?，呼吁和平，反對戰爭，并警告孫中山說若起兵動武，就是開歷史倒車與人民為敵，孫中山一時陷入孤立地位，無奈只好黯然收兵，流亡日本，二次革命就這樣流產了，這實在是商會的功勞。

民國以后商會的地位

民國時期的商會，基本沿襲前清的做法，繼續發揮著重要作用，不管在北方還是南方，無論是天津還是上?；蚴俏錆h，商會對于經濟發展的推動都是卓有成效的。

北洋時期和蔣介石統一全國后，商會的性質、作用都一脈相承，沒有根本改變，北洋政府和民國政府都有《商會法》，說明當局對商會的尊重，商會的合法權益自然也就得到了保障，當時的政府忙于政治與軍事，幾乎無暇顧及工商實業，但恰恰二三十年代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黃金時期，直至抗戰前夕，當時中國的GDP穩居世界第二，是日本的兩倍，這主要得力于商會的貢獻。
商會在抗戰中的作用也是不可磨滅的，無論是在敵占區還是在敵后，各地商會都在最大程度上給與前方以巨大的支持，他們還動員海外華僑捐款捐物，支持國內抗戰。淞滬抗戰、南京保衛戰的后勤保障，都以各地商會為后援。新四軍在江南打游擊，其軍需物資，大多也通過各地商會籌措與中轉。

商會還是各種政治勢力與地方軍閥的財政后盾。北洋時期軍閥割據，大小軍閥的軍費來源基本上都是商會提供的，所以軍閥們都打出一個口號，叫做“保境安民”，讓商人能安全的做生意賺到錢，相當于今天的“維穩”，所以那時軍閥與商會的關系比較融洽。

但是商會也是反對北洋勢力的重要力量，當年的長沙商會就積極參與湖南的“驅張運動”和“聯省自治”，毛澤東率團去北京請愿的費用都是長沙商會贊助的，到了北京就住在湖南會館，食宿全包了，這也是商會的擔當。 

當代商會的大致輪廓

新中國成立后，商會很快就被解散替代了，但各地商會對新生的共和國有三大貢獻值得一提，一是為恢復國民經濟的正常秩序，支持共產黨政府的正常運作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二是在支援抗美援朝中捐款捐物貢獻巨大；三是幫助政府完成了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這個改造完了，商會的歷史使命也就終結了。

1953年成立了由中國共產黨領導和中央政府政府主管的“中國民間商會”，即后來的“全國工商聯”，為省部級單位，設有黨組，省市縣都有對應的機構，從此商會失去了獨立自治的民間法人社團的性質，到文革期間，這個組織也被解散了。

改革開放后，工商聯恢復活動，但“御用”性質沒有改變，隨著市場經濟秩序的建立和民營經濟的崛起，政府放開了對社會組織的管理，允許成立經濟類、慈善類和社會福利類型的社會組織，所以各地商會、企業家協會、行業協會等陸續成立，近幾年又放開了地級市成立異地商會的限制，目前異地商會辦得最為活躍和最具實效的是廣東、浙江、福建、江蘇等省市，形成了一些大的“商幫”與利益訴求集團。

商會在某種意義上說就是幫會，是企業之間抱團取暖、相互幫助、共同發展、做大做強的民間組織。它是政府的幫手，也是政府的對手，可以幫助政府管理協調企業，促進地方經濟的發展，也可向政府爭取企業的合法權益和扶持政策。

但是商會不能僅僅只關心自己的企業發展，關心自身財富的創造與積累，也不能僅僅滿足于做些慈善事業，還要有歷史的責任感和時代的使命感。

 商會的歷史責任與時代使命

商會的核心成員是企業家，這是一個最具基本共識也是最務實的群體和階層，由他們推動當代中國社會共識的形成是最有成效的，它比知識界和知識分子更具動手能力、實操能力與社會滲透力和延展力。

我們首先要推動知識界和學術界重新評估近代商會的歷史，過去寫近現代史都突出革命與政治這個主題，軍事斗爭和群眾運動是主線，很少提及商會，其實商會在助推中國近代歷史發展方面的作用是巨大的，它不但是近代中國經濟的領航者和牽引者，也一直是近代中國政治進步、社會和諧與民主發展的一個重要引擎。（作者：高源   部分轉載）